木蘭竹 作品
第 229 章 房相揚言滅滿門
什麼是注經權？()
《禮記》曰：禮不下庶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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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句話另外一層含義,便是庶人之上的階層，吃飯睡覺，一言一行,都要遵循禮。
自周朝起,維護階級統治最基本的工作就是“禮”。士人有士人的禮，大夫有大夫的禮，諸侯有諸侯的禮,天子有天子的禮。
春秋戰國禮樂崩壞,到漢朝重新平定天下時，也重新塑造了“禮”。
這“禮”不單單指禮儀,還包含了思想、文化等方方面面,籠統來說，可以算是當世的“規範”。
當世家掌握了注經權後，學識壟斷反倒是小事，庶族有了足夠的錢財,也能換得學識。
但“禮”的解釋權掌握在他們手中，不僅是學識的評價標準，連士人一言一行的“規矩”都掌握在他們手中，無論他們做什麼都是“完美的士人”。非世家門閥的士人想要獲得較高的評價，必須通過他們的認可。
魏晉南北朝時，他們捫蝨而談是清貴,爛醉如泥是清貴，只知清談是清貴，吃多了五石散滿大街裸|奔那也是狂士風範。
你說這不符合孔孟荀子的教導,他搬出黃老莊周，但一說起學問，他們又個個都是儒經大家。
這件事換到後院裡,便是世家女子頭上戴絹花，小家碧玉的女子頭上戴珠釵，自然是世家女子清雅；換作世家女子頭戴珠釵，小家碧玉頭戴絹花，便是小家碧玉寒酸；就算二者都戴絹花，那就是小家碧玉對世家女子東施效顰，貽笑大方。
“注經權”在他們手中，他們說什麼都是對的。哪怕皇帝說不對，世人也認為是世家說得對，皇帝應該遵循“先賢”的規矩。
李世民對房喬和杜如晦侃侃而談：“一個強大的王朝必須有一個強大的朝堂，一個說一不二的皇帝。皇帝可以主動聽從勸諫，但不能被任何人鉗制。”
李玄霸頻頻點頭：“這就是君主專|制，中央集權。”
不同的時代需要不同的政策，在如今，正是封建制度發展的黃金時期，最適合現在生產力的生產關係就是君主專|制，中央集權。
直到君主專|制中央集權發展到頂峰的時候，也是封建制度即將滅亡的時候。
現在大唐要做的就是竭盡全力綻放封建時代的光和熱，造就封建時代最璀璨的輝煌。
然後，輝煌之後就是灰燼，灰燼極盡昇華，迸發出新的火光，誕生出全新的璀璨輝煌。
下個時代的人自會做下個時代該做的事。他們立足當下，需要的是將當下能做的事盡善盡美。
歷史中的李淵李世民父子二人也搶奪過注經權。
唐太宗興儒學，建立弘文館、史館、司經局等機構，命令大儒編纂勘校書籍；擴建國子監，設“國子學、太學、四門學、律學、書學、算學”六學；命令全國官員積極舉薦士子參與科舉考試，並試圖深化李淵當初的“投牒自舉”的政策。
科舉考試並非一朝一夕形成。隋文帝建立分科考試，是改革
()了兩漢時的察舉制。
兩漢被舉薦的孝廉入京後要經過考試才能授官，隋文帝將考試規範化，分科取士，是為“科舉()”。但隋朝時的科舉?[(()”不允許士子投牒自舉，必須由五品以上官員舉薦，才有資格參加考試。而且隋文帝時考試時間也不固定，實際內核仍舊是察舉制。
李淵當皇帝后，不僅設立“常科”考試，每年固定考核人才，還在武德五年允許士人向各自州縣官員“投牒自舉”。
“常科考試”加“投牒自舉”，才是後世科舉的雛形。
不過李淵當時所下的“投牒自舉”的命令，仍舊是讓士子先去獲得各自州縣地方官員的舉薦。唐太宗試圖讓“投牒自舉”擴展到士子直接參與科舉考試，被魏徵勸了回去。
《舊唐書》曰，“（唐太宗）：‘致治之術，在於得賢。今公等不知人，朕又不能遍識，日月其逝，而人遠矣。吾將使人自舉，可乎？’而魏徵以為長澆競，又止。”
哪怕魏徵自己也是寒門士子，也認為讓士子直接參與考試，會讓社會風氣變得浮躁，助長自吹自擂之風，必須通過官員的舉薦。
這一點在後世人看來一頭霧水。為什麼向官員推薦自己就不是浮躁，直接參與官府的考試就是浮躁？
但這在當時就是如此。無論是兩漢還是魏晉，士子都要先拜到官僚門下，得到官僚舉薦才能考試。這樣的行為在魏晉南北朝得到鞏固，只有通過世家舉薦的人才能做官。
舉薦的官員就是“舉主”，被舉薦的士子是“舉主”的“故吏”，“故吏”對“舉主”有“道德”上的從屬關係，這種政治制度又稱“二元君主制”。
歷史中呂布沒有認義父，但殺丁原後名聲爛透。這就是因為丁原是呂布“舉主”，呂布是丁原“故吏”。
深化推廣“投牒自舉”顯然是加強中央集權的重要手段，但唐太宗的優點是聽勸，又有個不足之處是太聽勸，手下文武百官都說“投牒自舉”不好，他就放棄了。
李玄霸侃侃而談：“所以唐太宗一生雖然推廣儒學，但在科舉制度建設上並無突破，甚至還有停滯倒退的跡象。”
還不是唐太宗的李世民道：“這都是魏玄成的錯。”
兄弟二人說著說著正事，就開始胡亂迫害忠良。
房喬和杜如晦則眉頭緊鎖，艱難消化李世民和李玄霸的“胡侃”。
他們知道世家“注經”，但聽李世民和李玄霸細緻講述何為“注經權”前，卻從未想到“注經權”會囊括整個社會的制度規範。
他們也認為“投牒自舉”不可取，但聽李世民和李玄霸嘲笑另一個世界的唐太宗時，才恍然“向朝堂自舉是浮躁，向官員自舉就不是浮躁”這件事似乎道理不通。
至於李世民和李玄霸認為“君主專|制”比“君主垂拱而治”更合適，他們即使現在所做的事都是維護李世民的“專|制”，但這與先賢不同的話，也讓他們難以立刻接受。
杜如晦按著額頭道：“如果天下皆由君主一力承擔，若
()有一個無能君主該如何是好？”
李世民嘆氣不語。
《禮記》曰：禮不下庶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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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句話另外一層含義,便是庶人之上的階層，吃飯睡覺，一言一行,都要遵循禮。
自周朝起,維護階級統治最基本的工作就是“禮”。士人有士人的禮，大夫有大夫的禮，諸侯有諸侯的禮,天子有天子的禮。
春秋戰國禮樂崩壞,到漢朝重新平定天下時，也重新塑造了“禮”。
這“禮”不單單指禮儀,還包含了思想、文化等方方面面,籠統來說，可以算是當世的“規範”。
當世家掌握了注經權後，學識壟斷反倒是小事，庶族有了足夠的錢財,也能換得學識。
但“禮”的解釋權掌握在他們手中，不僅是學識的評價標準，連士人一言一行的“規矩”都掌握在他們手中，無論他們做什麼都是“完美的士人”。非世家門閥的士人想要獲得較高的評價，必須通過他們的認可。
魏晉南北朝時，他們捫蝨而談是清貴,爛醉如泥是清貴，只知清談是清貴，吃多了五石散滿大街裸|奔那也是狂士風範。
你說這不符合孔孟荀子的教導,他搬出黃老莊周，但一說起學問，他們又個個都是儒經大家。
這件事換到後院裡,便是世家女子頭上戴絹花，小家碧玉的女子頭上戴珠釵，自然是世家女子清雅；換作世家女子頭戴珠釵，小家碧玉頭戴絹花，便是小家碧玉寒酸；就算二者都戴絹花，那就是小家碧玉對世家女子東施效顰，貽笑大方。
“注經權”在他們手中，他們說什麼都是對的。哪怕皇帝說不對，世人也認為是世家說得對，皇帝應該遵循“先賢”的規矩。
李世民對房喬和杜如晦侃侃而談：“一個強大的王朝必須有一個強大的朝堂，一個說一不二的皇帝。皇帝可以主動聽從勸諫，但不能被任何人鉗制。”
李玄霸頻頻點頭：“這就是君主專|制，中央集權。”
不同的時代需要不同的政策，在如今，正是封建制度發展的黃金時期，最適合現在生產力的生產關係就是君主專|制，中央集權。
直到君主專|制中央集權發展到頂峰的時候，也是封建制度即將滅亡的時候。
現在大唐要做的就是竭盡全力綻放封建時代的光和熱，造就封建時代最璀璨的輝煌。
然後，輝煌之後就是灰燼，灰燼極盡昇華，迸發出新的火光，誕生出全新的璀璨輝煌。
下個時代的人自會做下個時代該做的事。他們立足當下，需要的是將當下能做的事盡善盡美。
歷史中的李淵李世民父子二人也搶奪過注經權。
唐太宗興儒學，建立弘文館、史館、司經局等機構，命令大儒編纂勘校書籍；擴建國子監，設“國子學、太學、四門學、律學、書學、算學”六學；命令全國官員積極舉薦士子參與科舉考試，並試圖深化李淵當初的“投牒自舉”的政策。
科舉考試並非一朝一夕形成。隋文帝建立分科考試，是改革
()了兩漢時的察舉制。
兩漢被舉薦的孝廉入京後要經過考試才能授官，隋文帝將考試規範化，分科取士，是為“科舉()”。但隋朝時的科舉?[(()”不允許士子投牒自舉，必須由五品以上官員舉薦，才有資格參加考試。而且隋文帝時考試時間也不固定，實際內核仍舊是察舉制。
李淵當皇帝后，不僅設立“常科”考試，每年固定考核人才，還在武德五年允許士人向各自州縣官員“投牒自舉”。
“常科考試”加“投牒自舉”，才是後世科舉的雛形。
不過李淵當時所下的“投牒自舉”的命令，仍舊是讓士子先去獲得各自州縣地方官員的舉薦。唐太宗試圖讓“投牒自舉”擴展到士子直接參與科舉考試，被魏徵勸了回去。
《舊唐書》曰，“（唐太宗）：‘致治之術，在於得賢。今公等不知人，朕又不能遍識，日月其逝，而人遠矣。吾將使人自舉，可乎？’而魏徵以為長澆競，又止。”
哪怕魏徵自己也是寒門士子，也認為讓士子直接參與考試，會讓社會風氣變得浮躁，助長自吹自擂之風，必須通過官員的舉薦。
這一點在後世人看來一頭霧水。為什麼向官員推薦自己就不是浮躁，直接參與官府的考試就是浮躁？
但這在當時就是如此。無論是兩漢還是魏晉，士子都要先拜到官僚門下，得到官僚舉薦才能考試。這樣的行為在魏晉南北朝得到鞏固，只有通過世家舉薦的人才能做官。
舉薦的官員就是“舉主”，被舉薦的士子是“舉主”的“故吏”，“故吏”對“舉主”有“道德”上的從屬關係，這種政治制度又稱“二元君主制”。
歷史中呂布沒有認義父，但殺丁原後名聲爛透。這就是因為丁原是呂布“舉主”，呂布是丁原“故吏”。
深化推廣“投牒自舉”顯然是加強中央集權的重要手段，但唐太宗的優點是聽勸，又有個不足之處是太聽勸，手下文武百官都說“投牒自舉”不好，他就放棄了。
李玄霸侃侃而談：“所以唐太宗一生雖然推廣儒學，但在科舉制度建設上並無突破，甚至還有停滯倒退的跡象。”
還不是唐太宗的李世民道：“這都是魏玄成的錯。”
兄弟二人說著說著正事，就開始胡亂迫害忠良。
房喬和杜如晦則眉頭緊鎖，艱難消化李世民和李玄霸的“胡侃”。
他們知道世家“注經”，但聽李世民和李玄霸細緻講述何為“注經權”前，卻從未想到“注經權”會囊括整個社會的制度規範。
他們也認為“投牒自舉”不可取，但聽李世民和李玄霸嘲笑另一個世界的唐太宗時，才恍然“向朝堂自舉是浮躁，向官員自舉就不是浮躁”這件事似乎道理不通。
至於李世民和李玄霸認為“君主專|制”比“君主垂拱而治”更合適，他們即使現在所做的事都是維護李世民的“專|制”，但這與先賢不同的話，也讓他們難以立刻接受。
杜如晦按著額頭道：“如果天下皆由君主一力承擔，若
()有一個無能君主該如何是好？”
李世民嘆氣不語。